轉載：我在台灣看到真正的幸福感－陸學者來台45天感觸
2016/07/12
從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我有機會和夫君白亞仁一起到台灣訪學，在台北生活了一個半月，參觀了東西兩岸的主要城市和景點。
既有與學人、作家、媒體朋友的敘談，更多與餐館、書店、美術館、博物館、公共交通工具、計程車、酒店、咖啡館、旅遊景點等各類公共場所時時偶遇的當地人的互動。
自然風光、城市建設，連聞名已久的台灣美食，都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眼中，台灣最美的是人們隨時展現的自然而然的微笑，是公共場域中人們體現的秩序感、人們對自己言行的收斂、對他人的友善與謙讓。
這裡沒有喧囂，沒有爭搶；人們說話輕聲細語，那是一種感覺完全不費力氣的談話方式，友善，但是不像美國人那樣熱情到有些誇張，也不像英國人那樣有距離的禮貌，真正是恰恰好；兩個人的交談、一桌人的交談，總不致干擾到旁人。
公共場所沒人吞雲吐霧，吸煙的人聚集在底樓門洞處過煙癮；公共交通工具上，儘管由於連綿的陰雨，乘客們拎着濕漉漉的傘，卻不見人擁擠，沒聽過人爭吵；多擠的時候，常常，中年以下的人都不在“博愛座”落座，也常見中青年人自然而然地給幼者、長者讓座……“對不起、謝謝”聲隨時聽聞。
在台灣的一個半月，日子過得風輕雲淡，抒情寫意，沒有任何戲劇化的經歷，沒見過高談闊論，也沒有惡語相向；沒見過頤指氣使，也沒有低聲下氣。無論是學術會議，還是日常交談，人們都平和、文雅，各抒己見，自由表達。所有的交談都是平等的，流暢的，人際關係中看不到基於地位、財富、學識的等級差異。
天天造訪的中研院保安、人社科學研究中心門衛、圖書館工作人員不卑不亢的微笑致意令人如沐春風；餐館、咖啡館服務人員透着喜悅的朗聲歡迎令你感覺賓至如歸，點什麼、點多少，他們都高高興興地服務。
旅遊地、博物館、美術館幾乎都免費參觀，工作人員還熱情歡迎你、謝謝你光臨；特別喜歡270路公車司機以親切、體貼的聲音報站，提醒乘客站穩、扶牢，每一位乘客下車刷卡付費，他都說聲謝謝。工作者們對工作對象有恰當的尊重，自己也有足夠的尊嚴，我推想他們尊重、喜歡自己的工作。
猶記得那些偶遇的小感動。這天傍晚，台北風大雨急，在距離車站50米處，公車來了，我和亞仁開始奔跑，這時，車在我們身邊停下，我們意外而感動。
那天中午麗日當頭，在台南的長途公車站等候去安平的公車時，我坐在街邊一輛摩托車上休息，中年嫻雅的女車主來了，先道一聲對不起她要騎車走了，建議我坐旁邊的摩托車，還跟我聊了聊何來何往及天氣，最後話別翩然而去。
還有那位水果攤主，我們先買了他的蘋果、橙子，然後一種不知名的水果引起我的好奇，他說那是芭樂，送一個給我嘗嘗，給他錢卻不肯收取……如果說歐美公共場域中人們體現的秩序、謙讓、友善令我欣羨，那麼，台灣的類似情形則帶給我思想衝擊。
歐美究竟是異文化，作為發達的國家，那裡人際互動的文明我有心理準備，多少感覺理所當然；台灣人則跟我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所謂同文同種，怎麼他們的社會氛圍、人們的言談舉止，跟我們有這麼大的差別？
在台灣，醫治身體疾患的醫院，眼科、牙科、小兒科、內科、婦產科、外科之類的醫院就分佈在居民區；安撫精神心理需求的多元宗教、准宗教場所就在住宅樓間，佛寺、基督教堂、道觀、媽祖廟、國姓爺廟、關公廟、孔廟、算命卜卦所之類五花八門。
亞仁發作了支氣管炎，我陪他去南港的一家診所看門診，診所從早晨9點開診到晚上11點。
台灣居民看病刷健保卡，外國人交五百台幣（相當於100元人民幣），挂號、檢查、診療、藥費都在裏面了，方便、便宜；宗教場所日夜開放，白天、夜間參觀寺廟，都見有人參拜、許願、進香。
看着那些虔誠跪拜、口中念念有詞的人，我不禁想，他們有煩惱的時候，隨時可以信步就近來到寺廟，一番訴說、祈求，洗去心中的煩愁，輕鬆回家過日子。有信仰，有敬畏，這是他們守禮、友善、平和的原因嗎？
後來就此詢問友人、作家張典婉女士，她說他們是從小背着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長大的——真的呢，我剛到台北，就注意到街道名、商號名中，愛、仁、慈、恭、安這些詞彙出現的頻率挺高的。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的博物館、美術館是我們最喜歡流連的地方。
這些公共建築差不多是台灣最有風格的建築物，展品、陳列都精彩，參觀者眾多，性別、年齡分佈廣泛，大家安安靜靜欣賞，偶有交談也是輕聲細語的。感覺台灣當代藝術與歐美接近，藝術家對環境、家園非常關切。
高雄的歷史博物館當時正在做專題的環境展覽，追溯化工產業對環境的污染和台灣的環保運動發展歷程——我不由想起家鄉成都的彭州石化，成都人為之擔憂、恐懼，可是，卻無人正面回應，連公開討論也不允許。台灣人的環境意識之強，於我親歷的一件事可見一斑。
入住中研院訪問學者樓的第一個周末，我們清理垃圾後，發現去往宿舍樓負一樓的垃圾清倒處門鎖着，於是我們拎着垃圾袋，想着在街上或者中研院順便找個垃圾桶丟掉，這才發現附近街上、中研院院子里都沒有垃圾桶。
好在亞仁想起，他曾經住過的中研院院內的訪問學者樓地下室有垃圾桶，我們這才給那兩包垃圾找到了安放的地方。也才發現，台灣的垃圾分類比美國更細緻，美國把垃圾分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兩類，台灣則把垃圾分為廚餘垃圾、可回收垃圾，如紙張、玻璃、電池、金屬之類及其它一般垃圾。
台灣的餐館大多都小小的，也沒有包間（包廂），看起來食客以家人、朋友自己掏錢消費為主。亞仁笑說台灣大概不流行“勾兌”（編按：原意是把不同的酒適量混合，並添加調味酒，進行調和）。
社會有更多的平等，通過包間的方式隱藏秘密和顯示等級的需求不大；台灣臨街建築都有騎樓，既為人們遮陽避雨，也方便停放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摩托車，有些商家擺放桌椅、易拉寶（海報架、展示架）、商品，有時候不免顯得凌亂，但是，方便。也許他們覺得方便是更大的價值，比機械的整齊劃一更以人為本。
透過公共場所的一些設置，可以感受到台灣社會濃濃的人文關懷，社會對弱勢人群相當體貼、關照。
一些街道上設有舊衣服收集櫃，說明是捐給殘胞的；公共汽車上，設有書籍流通袋，乘客可以把書放在袋子里，以供其他人取閱，除了“博愛座”，公共汽車上還設有輪椅安放處；火車站設有夜間婦女候車區，有的地鐵站設有哺乳室，有的火車站設有穆斯林祈禱室。
對於遊客的我來講，尤其讚歎台灣的文明的一個方面是，所到之處，無論多麼偏遠，所有“化妝室”都乾乾淨淨，都有完備的、獨立可閉門的廁位，還都配備手紙、洗手水管和烘手機或者擦手紙。
對待原住民文化，台灣的政策已經從同化改為保護、發揚，族群關係更平等、和諧；台灣的女性從政人數比美國還高出10多個百分點，如今，更是兩大黨的黨魁、即將就任的總統都是女性——不過，台灣女性在縱橫政壇、商場、學術界的同時，普遍都溫婉恭謙，保持着比較傳統的家庭角色。在着裝上，大多數女性比較隨意，似乎以舒適為主，多素麵、梳清湯掛麵髮型。女性從政比例、女性裝束顯示台灣女性的獨立和與男性的平等；無論現實還是歷史，台灣社會比較公開。
台灣中研院院長、諾貝爾獎候選人因為女兒持有一家關聯公司的股票沒有申報，被媒體連篇累牘地窮追猛打；歷史反思比較全面、深入，比方說228事件，那真是大講特講，而在歷史事件的表述方面，措辭比較客觀、節制，以還原事實為主，較少帶立場的臧否。
我所接觸到的台灣人，從學者、文化人到計程車司機，交談中普遍對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對身為台灣人的身份感覺良好。
對大陸的感覺，學者、文化人似乎都不願多談，但也流露出或深或淺的疏離感，倒是遇到的幾位計程車司機比較直率，需要陸客來旅遊、消費，但是“非常不喜歡大陸人”，有位計程車司機還加一句：“日本遊客特別討厭陸客，總是避開陸客遠遠的。”問為什麼，回答是粗魯、不講規矩、不講禮貌、鬧騰、隨地吐痰、一些男士一身煙臭味、吸煙隨地丟煙頭，有位計程車司機抱怨有陸客招手叫車，待他開過去時，客人卻上了另一輛先到的計程車。
一位到過大陸的咖啡館女老闆告訴我，感覺大陸人和台灣人的交流風格不一樣，“他們說話急、嗓門大，感覺好像在吵架。”每個人都是所在文化的代表，信然。就像任何社會一樣，台灣社會當然也有它自己的問題和麻煩，我的台灣朋友們對自己的社會也有很多的批評，認為內部問題很多。
比方說，轉型以後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仍在呈現，很挑戰，很考驗智慧，經濟不景氣、與大陸的關係問題也是普遍的憂慮，廣受讚美的健保制度也濫用、浪費的情況。不過，他們都同意，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是安寧的，政府機關不是管他們的，而是服務他們的，他們手中握有選票，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對待具體問題的立場，而不是什麼宏大抽象的主義，把一個政黨選上去或者選下來。所謂民進黨、國民黨的支持者劃分不一定可靠，我被告知那得看他們是否代表選民自身的利益和訴求。
媒體和個人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台灣一位知名學者批評台灣媒體太自由了，一位大陸媒體學者回應說，“你們的電視上立法院、政客吵吵嚷嚷，一派紛亂，社會卻安安靜靜，一派祥和。”那位學者以為然。
我喜歡台灣人的風範，如果可以選擇，我願意選擇生活在台灣那樣的社會，希望我生活的社會像台灣社會一樣。
一天當中，每個人大致在家庭、單位和公共場域等三個不同的空間活動，相應地和家人、同事、公眾互動。如果說，在大陸中國，我們在家人、朋友、同事、熟人之間還講個禮節和形象，那麼，進入公共場域就像進入了叢林，言辭粗野橫衝直撞的情況不鮮見。文明不是寫在書上的，而是內化於社會成員內心深處並通過人際互動在舉手投足間表現出來，每個人的行為都或多或少影響着其他社會成員的觀感和心情。
台灣地不大物不博，經濟不發達，軍事不強大，國際話語權闕如，可是他們的幸福指數在全世界排在30來位，比中國大陸高出50多位，我想我大致理解了為什麼有這樣的差異。台灣和大陸在上世紀中期國共分治後，各自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和方式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繼承什麼、揚棄什麼方面，差異很大。
台灣人更多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制度方面，則已做到了現代化，其轉型方式被視為世界最佳。傳統文化與現代制度在這裡做到了堪稱完美的結合，制度現代化並沒有導致所謂“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喪失，去過台灣的大陸中國人多認為台灣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
對大陸、台灣、香港、美國都有深入觀察的思想者、學者笑蜀先生認為台灣“創造了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工商文明的深度融合的一種新文明”，讚歎之下，主張台灣對大陸進行文化輸出。笑蜀先生其情可感。只是，即便大陸能夠認同、歡迎、悅納台灣的文化反哺，基於我與台灣人的交談，我也不確定他們有這種興趣。
不知道有多少台灣人把大陸中國人視為同胞，我甚至隱隱覺得，雖然台灣人用漢字、講國語，保持了中國的傳統節日、習俗，但已經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的他們，在社會關係、人際關係、言談舉止、交流方式、風範氣質上與西方人更相似，思想、感情上恐怕也更傾向於西方，尤其是美國。
中研院一位人類學家佐證了我的觀感，他說台灣甚至有一個組織專事鼓吹台灣加入美國、希望台灣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
對此，大陸中國不會允許，大多數台灣人也未必支持，亞仁認為美國也不可能接受，但是，在曾經以“反攻大陸”為念的蔣介石之後，在許多“外省人”故去之後，很多台灣人在放棄“反攻大陸”的同時，似乎也不再把大陸中國視為一體，或者需要回歸的故土。對大陸的故土意識淡去，台灣本土意識、台灣人身份感在增強，出於現實的考量，很多人願意保持當前現狀，不獨不統，你們過你們的日子，just leave us alone。
孔夫子說“只聞來學，未聞往教”，別人沒有教我們的義務，如果我們覺得一種文化、文明真的好，真的堪為典範，也許主動學習效果更好，如果我們沒有敞開心扉、心悅誠服、心嚮往之，就算別人教，效果也未必好。
這些年，一方面是中國強勢崛起，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另一方面，國民的安全感、安寧感、幸福感並未同步增長，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移民世界各地，蔚為一個舉世關注的現象。
傳統上，中國人安土重遷，這麼多的人竟然選擇離開故土、拋下親人、朋友、事業根基，加入一個陌生的社會，適應一個陌生的文化，情感乃至金錢損失不可謂不小，挑戰不可謂不大。
很多的退出恐怕是情非得已的選擇。除了退出，建設是另一種選擇，何況絕大多數人即便有心也很難退出，那麼，如果不想苟且，是不是可以加緊建設？建設是更整全、更福澤長遠的選擇。我想，在社會建設方面，台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先例和範本，可資學習、借鑒。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商業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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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與學人、作家、媒體朋友的敘談，更多與餐館、書店、美術館、博物館、公共交通工具、計程車、酒店、咖啡館、旅遊景點等各類公共場所時時偶遇的當地人的互動。
自然風光、城市建設，連聞名已久的台灣美食，都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眼中，台灣最美的是人們隨時展現的自然而然的微笑，是公共場域中人們體現的秩序感、人們對自己言行的收斂、對他人的友善與謙讓。
這裡沒有喧囂，沒有爭搶；人們說話輕聲細語，那是一種感覺完全不費力氣的談話方式，友善，但是不像美國人那樣熱情到有些誇張，也不像英國人那樣有距離的禮貌，真正是恰恰好；兩個人的交談、一桌人的交談，總不致干擾到旁人。
公共場所沒人吞雲吐霧，吸煙的人聚集在底樓門洞處過煙癮；公共交通工具上，儘管由於連綿的陰雨，乘客們拎着濕漉漉的傘，卻不見人擁擠，沒聽過人爭吵；多擠的時候，常常，中年以下的人都不在“博愛座”落座，也常見中青年人自然而然地給幼者、長者讓座……“對不起、謝謝”聲隨時聽聞。
在台灣的一個半月，日子過得風輕雲淡，抒情寫意，沒有任何戲劇化的經歷，沒見過高談闊論，也沒有惡語相向；沒見過頤指氣使，也沒有低聲下氣。無論是學術會議，還是日常交談，人們都平和、文雅，各抒己見，自由表達。所有的交談都是平等的，流暢的，人際關係中看不到基於地位、財富、學識的等級差異。
天天造訪的中研院保安、人社科學研究中心門衛、圖書館工作人員不卑不亢的微笑致意令人如沐春風；餐館、咖啡館服務人員透着喜悅的朗聲歡迎令你感覺賓至如歸，點什麼、點多少，他們都高高興興地服務。
旅遊地、博物館、美術館幾乎都免費參觀，工作人員還熱情歡迎你、謝謝你光臨；特別喜歡270路公車司機以親切、體貼的聲音報站，提醒乘客站穩、扶牢，每一位乘客下車刷卡付費，他都說聲謝謝。工作者們對工作對象有恰當的尊重，自己也有足夠的尊嚴，我推想他們尊重、喜歡自己的工作。
猶記得那些偶遇的小感動。這天傍晚，台北風大雨急，在距離車站50米處，公車來了，我和亞仁開始奔跑，這時，車在我們身邊停下，我們意外而感動。
那天中午麗日當頭，在台南的長途公車站等候去安平的公車時，我坐在街邊一輛摩托車上休息，中年嫻雅的女車主來了，先道一聲對不起她要騎車走了，建議我坐旁邊的摩托車，還跟我聊了聊何來何往及天氣，最後話別翩然而去。
還有那位水果攤主，我們先買了他的蘋果、橙子，然後一種不知名的水果引起我的好奇，他說那是芭樂，送一個給我嘗嘗，給他錢卻不肯收取……如果說歐美公共場域中人們體現的秩序、謙讓、友善令我欣羨，那麼，台灣的類似情形則帶給我思想衝擊。
歐美究竟是異文化，作為發達的國家，那裡人際互動的文明我有心理準備，多少感覺理所當然；台灣人則跟我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所謂同文同種，怎麼他們的社會氛圍、人們的言談舉止，跟我們有這麼大的差別？
在台灣，醫治身體疾患的醫院，眼科、牙科、小兒科、內科、婦產科、外科之類的醫院就分佈在居民區；安撫精神心理需求的多元宗教、准宗教場所就在住宅樓間，佛寺、基督教堂、道觀、媽祖廟、國姓爺廟、關公廟、孔廟、算命卜卦所之類五花八門。
亞仁發作了支氣管炎，我陪他去南港的一家診所看門診，診所從早晨9點開診到晚上11點。
台灣居民看病刷健保卡，外國人交五百台幣（相當於100元人民幣），挂號、檢查、診療、藥費都在裏面了，方便、便宜；宗教場所日夜開放，白天、夜間參觀寺廟，都見有人參拜、許願、進香。
看着那些虔誠跪拜、口中念念有詞的人，我不禁想，他們有煩惱的時候，隨時可以信步就近來到寺廟，一番訴說、祈求，洗去心中的煩愁，輕鬆回家過日子。有信仰，有敬畏，這是他們守禮、友善、平和的原因嗎？
後來就此詢問友人、作家張典婉女士，她說他們是從小背着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長大的——真的呢，我剛到台北，就注意到街道名、商號名中，愛、仁、慈、恭、安這些詞彙出現的頻率挺高的。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的博物館、美術館是我們最喜歡流連的地方。
這些公共建築差不多是台灣最有風格的建築物，展品、陳列都精彩，參觀者眾多，性別、年齡分佈廣泛，大家安安靜靜欣賞，偶有交談也是輕聲細語的。感覺台灣當代藝術與歐美接近，藝術家對環境、家園非常關切。
高雄的歷史博物館當時正在做專題的環境展覽，追溯化工產業對環境的污染和台灣的環保運動發展歷程——我不由想起家鄉成都的彭州石化，成都人為之擔憂、恐懼，可是，卻無人正面回應，連公開討論也不允許。台灣人的環境意識之強，於我親歷的一件事可見一斑。
入住中研院訪問學者樓的第一個周末，我們清理垃圾後，發現去往宿舍樓負一樓的垃圾清倒處門鎖着，於是我們拎着垃圾袋，想着在街上或者中研院順便找個垃圾桶丟掉，這才發現附近街上、中研院院子里都沒有垃圾桶。
好在亞仁想起，他曾經住過的中研院院內的訪問學者樓地下室有垃圾桶，我們這才給那兩包垃圾找到了安放的地方。也才發現，台灣的垃圾分類比美國更細緻，美國把垃圾分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兩類，台灣則把垃圾分為廚餘垃圾、可回收垃圾，如紙張、玻璃、電池、金屬之類及其它一般垃圾。
台灣的餐館大多都小小的，也沒有包間（包廂），看起來食客以家人、朋友自己掏錢消費為主。亞仁笑說台灣大概不流行“勾兌”（編按：原意是把不同的酒適量混合，並添加調味酒，進行調和）。
社會有更多的平等，通過包間的方式隱藏秘密和顯示等級的需求不大；台灣臨街建築都有騎樓，既為人們遮陽避雨，也方便停放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摩托車，有些商家擺放桌椅、易拉寶（海報架、展示架）、商品，有時候不免顯得凌亂，但是，方便。也許他們覺得方便是更大的價值，比機械的整齊劃一更以人為本。
透過公共場所的一些設置，可以感受到台灣社會濃濃的人文關懷，社會對弱勢人群相當體貼、關照。
一些街道上設有舊衣服收集櫃，說明是捐給殘胞的；公共汽車上，設有書籍流通袋，乘客可以把書放在袋子里，以供其他人取閱，除了“博愛座”，公共汽車上還設有輪椅安放處；火車站設有夜間婦女候車區，有的地鐵站設有哺乳室，有的火車站設有穆斯林祈禱室。
對於遊客的我來講，尤其讚歎台灣的文明的一個方面是，所到之處，無論多麼偏遠，所有“化妝室”都乾乾淨淨，都有完備的、獨立可閉門的廁位，還都配備手紙、洗手水管和烘手機或者擦手紙。
對待原住民文化，台灣的政策已經從同化改為保護、發揚，族群關係更平等、和諧；台灣的女性從政人數比美國還高出10多個百分點，如今，更是兩大黨的黨魁、即將就任的總統都是女性——不過，台灣女性在縱橫政壇、商場、學術界的同時，普遍都溫婉恭謙，保持着比較傳統的家庭角色。在着裝上，大多數女性比較隨意，似乎以舒適為主，多素麵、梳清湯掛麵髮型。女性從政比例、女性裝束顯示台灣女性的獨立和與男性的平等；無論現實還是歷史，台灣社會比較公開。
台灣中研院院長、諾貝爾獎候選人因為女兒持有一家關聯公司的股票沒有申報，被媒體連篇累牘地窮追猛打；歷史反思比較全面、深入，比方說228事件，那真是大講特講，而在歷史事件的表述方面，措辭比較客觀、節制，以還原事實為主，較少帶立場的臧否。
我所接觸到的台灣人，從學者、文化人到計程車司機，交談中普遍對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對身為台灣人的身份感覺良好。
對大陸的感覺，學者、文化人似乎都不願多談，但也流露出或深或淺的疏離感，倒是遇到的幾位計程車司機比較直率，需要陸客來旅遊、消費，但是“非常不喜歡大陸人”，有位計程車司機還加一句：“日本遊客特別討厭陸客，總是避開陸客遠遠的。”問為什麼，回答是粗魯、不講規矩、不講禮貌、鬧騰、隨地吐痰、一些男士一身煙臭味、吸煙隨地丟煙頭，有位計程車司機抱怨有陸客招手叫車，待他開過去時，客人卻上了另一輛先到的計程車。
一位到過大陸的咖啡館女老闆告訴我，感覺大陸人和台灣人的交流風格不一樣，“他們說話急、嗓門大，感覺好像在吵架。”每個人都是所在文化的代表，信然。就像任何社會一樣，台灣社會當然也有它自己的問題和麻煩，我的台灣朋友們對自己的社會也有很多的批評，認為內部問題很多。
比方說，轉型以後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仍在呈現，很挑戰，很考驗智慧，經濟不景氣、與大陸的關係問題也是普遍的憂慮，廣受讚美的健保制度也濫用、浪費的情況。不過，他們都同意，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是安寧的，政府機關不是管他們的，而是服務他們的，他們手中握有選票，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對待具體問題的立場，而不是什麼宏大抽象的主義，把一個政黨選上去或者選下來。所謂民進黨、國民黨的支持者劃分不一定可靠，我被告知那得看他們是否代表選民自身的利益和訴求。
媒體和個人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台灣一位知名學者批評台灣媒體太自由了，一位大陸媒體學者回應說，“你們的電視上立法院、政客吵吵嚷嚷，一派紛亂，社會卻安安靜靜，一派祥和。”那位學者以為然。
我喜歡台灣人的風範，如果可以選擇，我願意選擇生活在台灣那樣的社會，希望我生活的社會像台灣社會一樣。
一天當中，每個人大致在家庭、單位和公共場域等三個不同的空間活動，相應地和家人、同事、公眾互動。如果說，在大陸中國，我們在家人、朋友、同事、熟人之間還講個禮節和形象，那麼，進入公共場域就像進入了叢林，言辭粗野橫衝直撞的情況不鮮見。文明不是寫在書上的，而是內化於社會成員內心深處並通過人際互動在舉手投足間表現出來，每個人的行為都或多或少影響着其他社會成員的觀感和心情。
台灣地不大物不博，經濟不發達，軍事不強大，國際話語權闕如，可是他們的幸福指數在全世界排在30來位，比中國大陸高出50多位，我想我大致理解了為什麼有這樣的差異。台灣和大陸在上世紀中期國共分治後，各自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和方式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繼承什麼、揚棄什麼方面，差異很大。
台灣人更多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制度方面，則已做到了現代化，其轉型方式被視為世界最佳。傳統文化與現代制度在這裡做到了堪稱完美的結合，制度現代化並沒有導致所謂“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喪失，去過台灣的大陸中國人多認為台灣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
對大陸、台灣、香港、美國都有深入觀察的思想者、學者笑蜀先生認為台灣“創造了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工商文明的深度融合的一種新文明”，讚歎之下，主張台灣對大陸進行文化輸出。笑蜀先生其情可感。只是，即便大陸能夠認同、歡迎、悅納台灣的文化反哺，基於我與台灣人的交談，我也不確定他們有這種興趣。
不知道有多少台灣人把大陸中國人視為同胞，我甚至隱隱覺得，雖然台灣人用漢字、講國語，保持了中國的傳統節日、習俗，但已經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的他們，在社會關係、人際關係、言談舉止、交流方式、風範氣質上與西方人更相似，思想、感情上恐怕也更傾向於西方，尤其是美國。
中研院一位人類學家佐證了我的觀感，他說台灣甚至有一個組織專事鼓吹台灣加入美國、希望台灣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
對此，大陸中國不會允許，大多數台灣人也未必支持，亞仁認為美國也不可能接受，但是，在曾經以“反攻大陸”為念的蔣介石之後，在許多“外省人”故去之後，很多台灣人在放棄“反攻大陸”的同時，似乎也不再把大陸中國視為一體，或者需要回歸的故土。對大陸的故土意識淡去，台灣本土意識、台灣人身份感在增強，出於現實的考量，很多人願意保持當前現狀，不獨不統，你們過你們的日子，just leave us alone。
孔夫子說“只聞來學，未聞往教”，別人沒有教我們的義務，如果我們覺得一種文化、文明真的好，真的堪為典範，也許主動學習效果更好，如果我們沒有敞開心扉、心悅誠服、心嚮往之，就算別人教，效果也未必好。
這些年，一方面是中國強勢崛起，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另一方面，國民的安全感、安寧感、幸福感並未同步增長，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移民世界各地，蔚為一個舉世關注的現象。
傳統上，中國人安土重遷，這麼多的人竟然選擇離開故土、拋下親人、朋友、事業根基，加入一個陌生的社會，適應一個陌生的文化，情感乃至金錢損失不可謂不小，挑戰不可謂不大。
很多的退出恐怕是情非得已的選擇。除了退出，建設是另一種選擇，何況絕大多數人即便有心也很難退出，那麼，如果不想苟且，是不是可以加緊建設？建設是更整全、更福澤長遠的選擇。我想，在社會建設方面，台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先例和範本，可資學習、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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